
孔子「忠恕」思想之內涵及其現實意義
摘要:忠恕思想作為中國傳統儒學的重要內容,兩千多年來綿延不絕。孔子所處的社會動盪不安,如今頻發的社會問題又何嘗不是「禮崩樂壞」的表現,「忠恕」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對現代社會問題尤具現實意義。本文旨在探求孔子「忠恕」思想之內涵與發展歷程,及其與「仁」之間的聯繫。最後,聚焦現代價值與實踐挑戰,從人際、社會至國際層面論證「忠恕」對構建和諧環境的指導作用,倡導積極踐行。
關鍵詞:孔子;忠恕;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一、緒論
在社會飛速發展的今天,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全民生活質量提高的同時,許多矛盾和衝突亦是暗潮洶湧。從報紙到社交媒體,世界各地的惡性事件層出不窮,虐待動物、誘騙拐賣、校園霸凌等亂象不斷衝擊著人們的道德底線。這不禁令人深思:為何世界上有如此多惡人?為何群眾總是冷眼旁觀?為何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逐漸冷漠?諸多悲劇的發生源於現代人缺乏「忠恕」精神,在個人利益的驅使下,許多人違反公共道德做出傷天害理之事。因此,在繁榮社會各方面多維度的考量下,我們需要一個正確的道德準則規範自身行為。「忠恕」思想是儒家的一種行事准則,它既體現了一種積極待人的態度,也代表一種寬容的心態,即以理解尊重、寬宏大量的心胸去面對他人。通過深入研究「忠恕」思想,可以更加深刻地認識當今的倫理困境,這將有助於現代社會價值觀的健康發展。
二、「忠恕」思想的兩重維度及衍變
(一)「忠」的概念
1.「忠」的語義分析
忠,上「中」下「心」,《說文解字》釋其為「敬也,從心,中聲」。「中」本義為四周毗鄰他國,在諸國之間的國家,繼而從地理上的「中心」義擴大抽象為「一切之中」。在古人眼裏,「心」是身體中最重要的器官,是生命的根本,更是人類思維和情感的發源地,許多古代提倡的美德都是發自於心。因此,將「中」置於「心」上,說明「忠」是「中正」品行在心裏的內化。
從字義上看,「忠」的使用範圍很廣,有作名詞表示盡心誠意的美德或人,亦是形容詞釋作「直」等。其與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更細緻地體現為由己及人這一單向的關係。隨著春秋時代孔子及儒家思想的發展,人們對「忠」字的理解逐漸從君臣之道轉回為人處事之道,使「忠」字的意義擺脫階級的束縛,以更廣闊的視野和格局,關注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與交流。
2.孔子思想中的「忠」
孔子十分重視「忠」在各方面的施行並將其作為教授學生的內容之一,其核心之意可理解為「盡心盡力、沒有私心」,且孔子所述之「忠」多為處理人際關係的原則,主要可分為「君臣」和「交友」兩大方面。
第一,「忠」在君臣關係上是君與臣都須盡職盡責,相互以誠待人。「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雙方不能只是單方面的臣服從君,須得各自履行義務,相互尊重。因此,孔子倡導的「忠」在君臣關係上是一種責任和使命。第二,在朋友關係上的「忠」強調對待他人要盡心竭力、誠信友善。孔子提出,君子要以「忠信」兩種道德為主,沒有共同追求、相同三觀的人勿交。孔子談論的朋友之「忠」內涵豐富而廣泛,朋友關係好比是建築中的榫卯結構,「忠」能夠幫助榫和卯之間更好地咬合與連結,達至穩定長久的效果。
綜上所述,孔子思想中的「忠」在君臣和朋友的關係上都要求人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為人」,這是一種由內而外的高尚品質。
(二)「恕」的概念
1.「恕」的語義分析
「恕」為上下結構,上「如」下「心」。「如」在上古時期寫作「女」,故「恕」的異體字為「㣽」。《說文解字》釋「恕」為「仁」,兩者緊密聯繫。「如」可解釋為一致、相似,將「如」放於「心」上,就像對待自己一樣對待他人,也就是用自己的心來理解、包容他人。
「恕」作動詞時,表示「抱同情、同理之心,站在對方的立場感受」,其作名詞時表示「推己及人之道」。孔穎達等學者認為「恕者,外不欺物。恕,忖也,忖度其義於人」,「恕」強調個人用己之心去推及他人,是一個由推敲到實踐的過程,也就是如今所說的換位思考、將心比心。
2.孔子思想中的「恕」
孔子解釋「恕」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不想要的東西也不要強加於人,孔子將「恕」奉為終身都可行的一言,足以見其永恆的價值,並把「己」與「人」放在同等的位置上,像對待自己一樣對待他人。此外,馮友蘭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恕」的正面意義,自己想要「立」與「達」的同時也要幫助他人成就自己。總言之,人在實現自我價值的道路上要學會尊重他人,在考慮自身利益時也要考慮他人是否有同等需求,若人人都能以「恕」待人,孔子所期待的大同社會將不只是一個烏托邦式幻想。
(三)「忠恕」思想之內與發展
「忠」與「恕」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二者相合而成的「忠恕」思想更是作為核心內容貫通於孔子的思想體系之中。不同時期的學者都對該思想進行深入剖析和發展:
1.曾子
「忠恕」一詞最早出自曾子之口,始於《論語·里仁》篇: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曾子認為孔子「一以貫之」的道是「忠恕」,《大學》中將忠恕之道解釋為「絜矩之道」,其內涵是人須做到內心有尺一般公平中正,意謂若自己厭惡別人將不合理的事加之於我,那我便不能以同等方式對待他人。曾子進一步發展了「忠恕」思想,以己為中心提出六種人際關係——「上下、前後、左右」,在這種多維關係中,個人要在社會方方面面的交際和往來中推己及人,這一闡釋擴大了「忠恕」思想的適用範圍。
2.孟子
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孟子,在孔子仁學思想的基礎上提出「性善論」和「仁政」,兩種觀點與「忠恕」思想的內核息息相關。《孟子·盡心上》載: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以為人要反省自己是否真誠,這一「誠」字是不為利益做出背棄道義的事,也是不為自己的私慾而為難他人。換言之,「反身而誠」即找到善的本性,之後更要施行恕道,把善心和善行推及出去,由此也就離「仁」不遠了。上文對忠、恕的語義分析提及二者與「心」關聯甚大,孟子提出的人性本善以「孺子入井」的故事闡述人與生俱來的「四心」,這些自然生發而出的心性須要發掘,繼而擴充至他人身上,在以「恕」實踐「仁」的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將和諧舒適。孟子亦指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就是統治者要從自身善的本心推己大眾,站在民之所向的立場去訂立合理的施政綱領,方能有長治久安的統治,仁政由此產生。有鑒於此,以「性善論」為基礎的「仁政」並非一個空泛的概念,而是切實貼近人心的事,也是「忠恕」思想在社會哲學、政治層面進一步的應用與拓展。正如馮友蘭所言:「孔子講仁及忠恕,只及於『內聖』;孟子則更及於『外王』」。
3.朱熹
朱熹對「忠恕」的闡釋明確並固定了此思想之內涵。在宋代鑽研哲理的學風下,「忠恕」思想成為各大家研究和探討的重要內容之一。程頤、程顥以「盡己之謂忠」和「推己之謂恕」釋忠恕,朱熹總結並發揚了「二程」思想,提出施行忠恕須內外相粘。朱子以為「極誠無妄」是忠,則「盡己」是克除私慾、極盡自己內心的真誠與善意才可實現「推己」。在二程的基礎上,朱子確定了「推己」的兩個維度:一是「推己及人」,朱子釋義《論語·雍也》:
「『近取諸身』,譬之他人,自家欲立,知得人亦欲立,方去扶持他使立;自家欲達,知得人亦欲達,方去扶持他使達,是推己及人也。」
「能近取譬」就是推己及人,用自身打比方並站在對方立場為其考慮,幫助他人安身立命,例如知道自己要奉行孝道,也就明白他人也要如此,於是幫助其盡孝,這便是其中一種將胸比肚的關懷之情。二是「推己及物」,即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將人心中擁有的正確道理推之、擴之,應用於現實具體的事情上。「物」可理解為事件、事物,再以「孝」為例,自己內心具備了要孝敬父母的道理,將其真正實踐在父母身上,此種將孝道推及至父子這件事物上便是「推己及物」的表現。至此,朱熹明確了「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這一經典解釋。同時,其「忠恕」思想的一大發展是將「忠恕」上升到本體論的高度,指出「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也。體一而用殊」,即「忠體恕用」觀。
4.馮友蘭
馮友蘭每每提及仁學時,必將「忠恕」加之一起探討,在孔子思想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見解。在對朱子所說之「盡己之謂忠」,馮友蘭持不同的看法,《新世訓·行忠恕》一章說道:
「盡己為忠,似乎應該補充為:『盡己為人』為忠。若只盡己而不為人,則不是普通所謂忠的意義。」
由此可知,馮友蘭以為朱子沒有給「盡己」的對象作規定,並給「盡己」之「忠」予以明確定義,提出人一定要為別人才是「忠」,盡己為己稱不上是「忠」。在這一「忠不忠」辨析中,馮友蘭用「管錢」之事為例作了解釋,人在社會上各司其職,如果自己是在銀行工作,替人用心管錢便是盡忠職守的表現;但這錢若是自己的,幫自己好好地管錢,那就連「忠」都談不上了,就更不論「不忠」的問題了。同時,馮友蘭清晰道明了何謂「盡己為人」:
「他若為別人作事,亦如為他自己作事一樣地盡心竭力,他願意把他自己的一種事,作到怎樣,他為別人作一種事,亦作到怎樣,這便是盡己為人。」
人在為自己作事時一定都是盡心盡力的,將此心放到他人之事上去做,便是「盡己為人」,故忠有「己之所欲以待人」之意。在分別闡明「忠」、「恕」後,馮友蘭認為「忠恕」思想是一種與他人交往相處的方法,推己及人的心能夠使人站在另一角度思考問題,掙脫私慾,做出正確的行為。
綜上,不同學者對「忠恕」思想內涵之探析從古至今都在不斷發展與創新,從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發端,曾子以「絜矩之道」闡釋,孟子以「仁政」作忠恕思想之「外王」,以及朱子的「忠體恕用」、馮友蘭的「盡己為人」、「己之所欲以待人」等,其中,朱熹和馮友蘭在對「忠恕」思想之解析上有明顯的創新,以下作重點探討,尋找兩者間有關「忠恕」的異同之處。
三、「忠恕」的內部關係及思想境界
(一)「忠」、「恕」間的關係
孔子在《論語》中只提到「恕」字為終身奉行的準則,而曾子作為孔子得意門生之一,在《論語·里仁》中將孔子的「一以貫之」之道總結為「忠恕」二字,故曾參之語成為理解孔子「忠恕」思想的重要參考之一。儒學界對於「忠恕」之間的關係有著不同看法:
1.體用關係
以體用關係闡述「忠」、「恕」的說法自先秦至漢唐陸續得到學者的解釋,直到宋代,忠恕的體用關係在二程和朱熹的歸納總結下正式形成系統。
《二程集》中指明「忠恕」關係為「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朱熹進一步繼承並發展二程的理論。首先,他強調忠恕是一件事,奠定了探究「忠恕一體」這一關鍵視角,即「合」的概念。在此觀念下,朱熹將忠恕關係確立為「體用關係」,即「忠」是體,「恕」是用。朱子通過比喻闡釋了體用關係:嘴與話語。嘴是「體」,言語是「用」,二者相互依存。正如嘴能發出多種話語,體現了「忠」生發「恕」的多樣性,即「忠只是一個忠,做出百千萬個恕來。」。這種體用關係解釋了孔子為何在《論語·衛靈公》中只提「恕」,而曾子卻將其歸納為「忠恕」。朱熹解釋道:「分言忠恕,有忠而後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若不能恕,則其無忠可知。恕是忠之發處,若無忠,便自做恕不出。」當忠恕合稱時,則以忠為體,恕為用;又由於忠貫穿於恕之中,是恕之本,有恕就必定有忠,所以孔子單說「恕」字也就可以解釋得通了。
2.並列關係
20世紀30年代,一批儒家學者從嶄新的角度對「忠恕」之間的關係進行詮釋,為忠恕思想探究注入新活力,其中以馮友蘭學者與楊伯峻為代表。馮友蘭指出前人研究中的兩類不足之處:一是前人重點將「忠恕」置於一個範疇,忽略了事物的兩面性,即未解釋「推己及人」積極的一面;二是程朱提出的「盡己」之說並未以《論語》為依據,故並無法確定這就是孔子的觀點。他吸收了前人的解釋,並結合當時社會的具體需求,改進「忠恕」關係理論以彌補前人研究之不足。
馮友蘭將忠、恕分為「仁」這一思想下的兩個方面,並都與《論語》緊密結合:「恕」即為孔子所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一種內心的同理與憐憫,不將自己不願的行為施加給他人,是一種對行為的限制,所以馮友蘭將其總結為忠恕思想的否定表達。因事物具有兩面性,既有否定方面,便就有肯定方面。馮友蘭將「忠」字定義為忠恕思想的肯定表達,並引《論語·雍也》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為史料依據。因此,「忠」便是鼓勵人們實施成己與成物的行為,即「己之所欲,亦施於人」。與此相似,楊伯峻學者在《論語譯注》中用「積極」和「消極」二詞來歸納「忠」與「恕」,「恕」是孔子親自下的定義,是「仁」的消極一面,而「忠」是積極一面的體現。職是之故,忠恕便成為具有不同內涵的兩個範疇。
(二)「忠恕」與「仁」的關係
在孔子的思想中,「仁」位於核心地位,是各類美德的總和,更是道德實踐的最高境界。從字義來看,仁既可解釋為「兩個人」,也可表示為「人人相等」,可見「仁」離不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便與「忠」、「恕」中的人際關係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論語》、《中庸》等经典中都曾若隐若现地提及仁与忠恕的关系,如:
(1)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2)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由此,「忠」、「恕」、「仁|三字在孔子思想的空間之中必然具有某些聯繫。從古至今,學界在探究「忠恕」思想時,也都离不开探究忠恕與仁的關係,各家的闡釋可謂是大同中有小異、繼承下有發展。
朱熹曰:「天地是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無為底忠恕,學者是求做底忠恕。」由此可得,「忠恕」可分為三個層次:一為天地之忠恕,這一類的忠恕便是「天道」,是由天地無心且無為地產生;二是聖人之忠恕,聖人的「忠恕」思想是自然而然地發自內心並實踐在行為上,不需要刻意地推敲和斟酌;第三種是學者的忠恕,即普通人有意識地盡己與推人,通過體察自己與他人的想法,從而做出正確的行為。不同層次的忠恕,與仁有著不同的關係:
1.聖人之忠恕即為「仁」
二程提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這裏明確指出「以己及物」便是「仁」,這種「以己及物」,正是朱熹所歸納的三層「忠恕」中的第二層——聖人發自內心,無需刻意推敲的忠恕。再如馮友蘭學者在《中國哲學簡史》中指出「忠恕之道同時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因此,當我們能夠達到聖人一般自然而然地及物,也就達到了孔子一以貫之的忠恕,這層忠恕便是仁。
2. 學者之忠恕為行「仁」之方
而對於學習者而言,第三層「忠恕」是外在的具體實踐,雖然還未達到「仁」,卻是我們靠近「仁」的重要方法。「仁是孔子哲學的重心。而忠恕又是為仁的下手處。」這也解釋了「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和「忠恕違道不遠」兩句的含義。可見「天地忠恕」、「聖人忠恕」與「學者忠恕」這三個層次並不是各自獨立的,而是既能在時空中同時存在,又具有遞進發展的性質。當普通人盡心盡力做到推己及人,不斷提升自身修養,將這種品德內化於心,就會逐漸靠近聖人自然的「忠恕」,進而也就能夠理解天地之「忠恕」了。
綜上,在「忠恕」與「仁」的關係上,從二程朱子到馮、楊的解釋是一脈相承的。因此,既要關注「忠恕」在實踐「仁」方面的重要作用,也不能忽略「忠恕」那一層十分靠近「仁」的抽象的內涵,它們是「忠恕」在不同層次的體現。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才能更加全面、嚴謹地解釋思想之間的關係。
四、「忠恕」思想在現代實踐中的思考
(一)「忠恕」思想的現實價值
現代社會高速發展,人們的道德標準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多元化」亦成為了主流的思想模式。然而,在訊息爆炸的新時代中,人們十分容易迷失自我,沉淪在虛無的多元化思維理論之中,無法將其付諸具體實踐。此外,在「功利主義」、「自由主義」等思潮的影響下,人們慢慢捨棄儒學中的仁義、孝忠等思想,逐漸以私利為中心,與「忠恕」思想背道而馳,從而導致社會上違背道德之事源源不絕。若人們都能實行「忠恕」,人際的和諧、社會的平等、世界的和平便得以實現。可見,「忠恕」思想在人際、社會、國際等各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1. 人際和諧
忠恕思想對於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至關重要,尤其在家庭內部,它體現為「孝」。現代社會中,子女總以工作繁忙為借口,忽視了對父母的陪伴和關心,對行孝感到厭煩,卻期望將來得到子女的孝順。這種矛盾的觀念正影響著新一代。「忠恕以行孝」,忠恕的價值在於通過持續的實踐,將其內化為個人的品格。在更廣泛的社會交往中,我們面臨著更加復雜的人際互動。張起鈞道出「恕道的本質就是在於對他人主體性的尊重。」,這超越了世俗的地位和財富。如今,人與人的交往多是權衡利弊後的選擇,如某些銷售人員的區別對待不同客人,這種行為破壞了人際和諧。忠恕思想提供了消除虛偽、建立真誠關係的方法,即遵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促進個體間的差異在相互尊重中得到消弭。忠恕思想不僅有助於家庭關係的穩固,也是社會人際關係發展的重要指導。
2.社會和諧
社會的和諧是由不同群體的互相信任和合作維繫的。近年間,社會上詐騙老人、拐賣兒童等事件源源不斷,人們為了一己私利傷害他人,做出違背道德的不法之事。此類事件嚴重破壞了社會秩序,更加劇了社會群體間的矛盾衝突。「忠恕」思想便是從根源上杜絕社會混亂的要領。當人人都能奉行「忠恕」思想時,行為便會被內化的道德價值所規範,在利與道之間作出正確且符合群體意識的選擇,落實道德準則,社會上的犯罪活動也會因而大幅下降。在群體對立和組織犯罪的減少下,人民的利益便能受到更多保障,也就能促進社會群體間的凝聚力,推動「忠恕」思想的普及,成就諧和之象,其樂融融。
3.國際和諧
平等與尊重是「忠恕」思想的內涵之一,也是當今世界各國推崇的交際原則。隨着國與國間的緊密連繫,經濟鬥爭、資源掠奪取代槍林彈雨,過份的物欲膨脹使鬥爭從未停止。在這種形勢下,「忠恕」思想便是能為維持國際和諧的相處之道,也正因國家領導者沒有反思「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國際衝突才會連續不斷。然而,國與國間的經濟與資源本就不相同,那要如何在增進自身利益的同時推己及人,實行「忠恕」?就此,可參考馮友蘭所提及的「大同中的小異」。國際的「大同」為「和平與安全」,而各國間的「小異」則可由之而行,故只要各國的方針向着共同目標盡力而行,實現由此到彼,則能達至世界和平,達至《禮記》中所述的「大同」。我國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為沿路國家提供了經濟復甦的機會,促進了各國間的互助互通,體現了「己欲立而立人」的忠恕之道。即若當各國都能夠奉行「忠恕」思想時,人類便能成為真正的命運共同體,成就真正的和平世界。
(二)「忠恕」思想的誤區及解決措施
現代社會的資訊日漸豐富,人們對「忠恕」思想的理解不盡相同,個體思維和價值觀在摩擦和碰撞中使得「忠恕」的實踐產生了困難,從而出現許多偏差行為。因此,我們要以發展的眼光看待「忠恕」思想,探究其在社會實踐中的誤區,由此提出可行的改善方案,使之更加符合如今的現實需求。
1.「忠恕」思想的誤區
與忠恕相關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二句都離不開一個「欲」字,可見忠恕之道的正確實踐與「欲」的正確理解息息相關。通過分析「欲」的三個維度,總結忠恕思想在現代社會實踐中產生的誤區。
第一個誤區是個人對自己內心的「欲」未有清楚的認知。在實行「盡己為人」和「推己及人」前還未明確自己內心的欲。這種「無主見」的思想容易發展成討好型人格,只以他人的欲為主,一味地討好別人。從表面上看,討好型人格似乎是做一些為別人好、別人喜歡的事情,但仔細剖析,這實際上只是個人為了達到某一目的而產生的行為,例如不願意被上級批評而滿足其一切要求、為了得到朋友的喜愛而阿諛奉承,是一種扭曲的愚忠、愚恕。
其次,錯誤判斷「欲」的好壞是忠恕思想實踐過程中的第二類誤區。馮友蘭在解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時提到,自己欲立、欲達時也應考慮他人也的欲立、欲達,通俗地講就是自己想要的東西、想達到的成就也要「複製」一份在他人身上,但這種「欲」有一個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一定要合乎道德。例如,有些人認為通過非法途徑獲得收益是自己所想要的,進而將這種方法告訴他人。這種行為實際上已經違背基本的倫理道德,甚至觸犯法律,並不是行忠恕,從儒家的角度來看,這是「己」和「人」之間的共同墮落。
最後,在多元化的現代社會中,個體因成長環境和教育水平的差異,對「欲」的理解難免存在分歧。明確自己的欲望並確保其道德合理性後,如何恰當地將其推及他人,是一個需要謹慎處理的環節。推己及人並不是簡單地將個人欲望強加於人,而應基於對方的實際情況進行適當調整。例如,家長常以「為你好」為由,給孩子安排各種興趣班和活動,但這些往往是家長的期望而非孩子的興趣。這種不考慮孩子實際感受的做法,不僅降低忠恕精神的實踐效果,甚至適得其反。
2.解決措施
針對忠恕思想在現代社會實踐中的三類誤區,有必要採取相應措施對其進行預防及改善。前文提到,行忠恕是普通人走向聖人的途徑,這是一種方式而不僅僅是一個具體的道德規範。這裏的方式並非指以孔子的忠恕思想為標準去行忠恕,而是以其為核心,並根據社會的背景和現象發展出合理的道德規範。在此共識的指導下,提出三點解決方法:
首先,加強有效溝通。忠恕思想的核心是「推己及人」,「己」、「人」關係即為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文第三類誤區中提到,不同的成長環境和教育導致了多元價值觀的存在。無論在何種關係中,要理解和接納不同的價值觀,需要嘗試通過溝通交流了解對方真正的想法。例如,當父母有一些自認為對孩子有益的想法或計劃時,應及時與孩子溝通,了解孩子的意願,做到將心比心,以避免出現強行將「己欲」推到他人身上的狀況。
其次,學會互相尊重。我們要理解不同地域文化所造成的社會風俗差異,這些差異並沒有高低優劣之分。例如,在大學中可能會與來自不同地區的同學一起生活,而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們在生活習慣上常常會出現差異。在與人們交往時,要學會理解對方某些與自己不同的習慣,可以不贊同,但是要尊重。
最後,明確「欲」的大同,接受「欲」的小異。在普遍情況下,人和人之間的「欲」是大致相同的,所以才能做到「推己及人」。當「己欲」與他人之欲出現偏差時,可以重點關注「欲」的相同之處,這亦是餞行忠恕。如「孝敬父母」是各國都重視的美德,但在盡孝的方式上,中、西方卻有著較大差別。中國傳統思想主張「父母在不遠遊」,認為在父母身邊才算盡孝,而西方人並不會主張以留在父母身邊陪伴的方式盡孝。盡孝方式不分對錯,因「盡孝」是中西方人們思想上的「大同」,只是在行為上有些許差異。學會求同存異,能夠避免在行忠恕的道路上走入「死胡同」。
五、結論
孔子的「忠恕」思想作為中國傳統儒學的核心內容,歷經千年傳承,對於解決現代社會的諸多問題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本研究從「忠」與「恕」的語義入手,結合《論語》中孔子的相關論述,以及歷代學者如曾子、孟子、朱熹、馮友蘭等的觀點,揭示了「忠恕」思想的豐富內涵和發展脈絡,證明了「忠恕」在孔子「仁」學中的重要地位。進一步,從人際、社會、國際三個層面論證了「忠恕」思想在構建現代和諧社會中的指導作用,強調了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理解和尊重他人的重要性。最後針對「忠恕」思想在現代實踐中可能遇到的問題,提出了加強有效溝通、學會互相尊重以及求大同存小異的解決措施。「忠恕」思想的核心在於推崇一種由內而外的道德修養,它要求個體在自我實現的同時,也要考慮他人的需求和感受,實現個人與社會的和諧共生。
參考資料:
[1]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
[2]馮友蘭:《新原道》,中國哲學研究會,1895-1990年。
[3]馮友蘭:《貞元六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
[4]馮友蘭:《新世訓》,香港:遠東書局,1972年。
[5]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6]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7]楊伯峻:《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8]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9]羅祥相:《釋「忠恕」與「一貫」》,《孔子研究》(濟南),2012年第5期。
[10]高樹藩:《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台北:正中書局,1998年。
[11]唐蘭:《殷墟文字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12]劉兆偉:《大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
[13]傅佩榮:《國學與人生》,北京:東方出版社,2016年。
[14]蔣聚緣、曾振宇:《推己及物:推天理於社會倫理——朱子恕論思想解析》,《雲夢學刊》(岳陽),2016年第1期。
[15]張起鈞:《恕道與大同》,中國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
[16]阮元:《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作者:蔣瑀蜓,武漢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字學,碩士研究生
陳梓妍、張曉嵐、王文靜 、葉惠敏,澳門大學人文學院中國歷史文化,碩士研究生
孔子「忠恕」思想之內涵及其現實意義.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