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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女子的真相”
——《浮出历史地表》与《革命与情爱》互读
摘要：“重写文学史”涉及海内外学者运用不同理论、批评方法对过去多种文学现象的重新评估。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与刘剑梅《革命与情爱》两部女性主义立场的研究著作分别以寻找女性话语、重构“革命加恋爱”写作模式为目的，从现代文学史中打捞起女作家白薇，对她所控诉的“女子无真相”进行性别化或政治化的回应，突破固有的文学史观与文学评价标准：《浮出历史地表》在整体的文学史观下，将白薇及其创作置于男女二元对立的批判视角中，强调被遮蔽的女性真相；《革命与情爱》在复数的文学史观下，强调女性身体的游离性，阐释白薇及其创作在政治话语下的矛盾性。
关键词：女性主义；身体书写；文学史观；白薇
一、引言
较同时期获得文坛声名的冰心、丁玲、萧红等女作家多次被写入文学史、引起研究热潮，白薇及其作品在新时期依旧如陈西滢评价的“几乎谁都不知道”[1]，仅在王瑶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有她的一点影子[2]。白薇真正被文学史重提在八十年代，作为“五四女作家群体”的一员，受李小江[3]、孟悦、戴锦华[4]、殷国明[5]、刘思谦[6]等国内较早一批女性文学研究者关注。九十年代，现当代文学研究兴起“再解读”倾向，白薇因其左翼女作家的身份，在王德威[7]、刘剑梅[8]、杜林[9]等海外汉学学者的左翼文学、女性主义写作研究中再度得到重视。
白薇在重写文学史与女性主义理论兴起的时代语境中被重新捞起，因其朴素的女性自觉创作、个人悲惨的经历和带有“五四”革命的特殊痕迹，受到海内外女性学者的同一关注与不同阐释，成为孟悦、戴锦华建构中国女性批评话语“浮出历史地表”的重要女作家，成为海外学者刘剑梅从革命文学史、“革命加恋爱”模式中剥离出的女性身体写作者。她在自传体小说《悲惨生涯》中控诉的“女性没有真相”、追问的“到底哪些才是她的真相”[1]15，在海内外“再解读”的共同期望中，被给予解答——《浮出历史地表》与《革命与情爱》。笔者基于白薇的创作及经历，比较分析这两部女性主义立场著作的异同，拓宽作品的内核、回答革命与女性关系的同时，比较孟悦、戴锦华、刘剑梅等学者的批评取向与研究范式，由此追溯国内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文学史观的变化发展，探究重写文学史的独特意义。
二、女性身体：性别化与政治化
白薇作为被五四唤醒的“娜拉”在二十年代大革命兴起时贯彻反抗父权、争取个人自由的信念，几经颠沛流离与苦难折磨，创作了《苏斐》《琳丽》《打出幽灵塔》《炸弹与征鸟》等作品，跻身当时文学史所建构的“五四女作家群”[10]。五四离家、无处可走的“娜拉”在“革命”的大背景下，重获人生意义，成为“新女性”的同时，对于个人/性别解放的追求上升至民族大义，使女子的真相始终被个体性别与崇高政治所裹挟。在多数文学作品中则呈现为两类：一如谢冰莹《从军日记》《一个女兵的自传》等客观展现一心革命的女兵、革命女军人形象与其军营生活，在此形象建构中，女性逐渐“除去浪漫性，服从纪律”“去虚荣心”“去女子习性”（[2]114-117），为能参与革命、被“重视”而欣喜，却未意识到只有化身为男人才能同与国家建立联系的性别窘境；或如当时最受关注的“革命+爱情”叙述，充分体现男性话语主导，以革命政治为由，对女性身体的征用。“新女性”“时代女性”在茅盾、蒋光慈等男作家笔下几乎是充满诱惑的性欲身体与抽象的革命信念的结合体，以投射大革命后知识分子的无所适从与困惑。在此环境下，白薇基于自身真实的性别与斗争经验，创作了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以女性视角，充分审视革命与女性的现实困境。小说中的余玥、余彬两姐妹如同“征鸟”与“炸弹”选择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与抗争方式去奋斗，而最终分别在精神、肉体上深受打击，认清男性设下的革命理想、性欲圈套。即使人物形象保留了女性特质，也要不出固有的“生为女人，何所逃遁；只有革命，只有恋爱。”（[3]63）的生存逻辑，无论是革命还是恋爱，女性必然无法得到解放，只能于性别压榨中牺牲，“革命是如此的不进步吗？……把女权安放在马蹄血践下的革命！……女权是这样渺小么？”（[1]38）在《炸弹与征鸟》中的惨痛教训与清醒认知，在《悲剧生涯》中得到更直白地呼号：“在这个老朽将死的社会里，男性中心的色彩还浓厚的万恶社会中，女性是没有真相的。什么真相、假相，假到牺牲了女子的一切的各色各相，全由社会、环境、男人、奖誉、毁谤或谣传去决定她们！”（[1]15-16）
面对白薇给出女子无真相的控诉，孟悦、戴锦华所著《浮出历史地表》，贯彻“女性是历史盲点”的初衷，将白薇及其作品创作的文学史考量纳入男性/女性、统治者/被统治者二元对立项的性别化框架中，对白薇所袒露的女性无真相、女性天空的狭小持肯定态度。《浮出历史地表》对《悲剧生涯》的解读主要围绕“苇”与“展”的“索取者/给予者”爱情相处模式展开，将女主人公“苇”等“革命者”的性质简化为对男权的反抗，并未考虑其他社会建构因素。尤其在对《炸弹与征鸟》的评述中，将余氏姐妹的悲剧归为女性缺少社会角色认同；在与茅盾笔下的革命新女性比较中，揭示了“女性与革命之间隔着某种由社会、由男性规定了的名分、角色、行为方式等等”（[4]189），“因为无论是既成的‘革命’还是既成的、男性需要的‘女人’都与她们无关，于她们毫无意义，她们不过是些非标准的‘革命者’和非标准的‘女人’，她们自身的意义一片虚无”（[4]189）。若女性未能获得独立的自我、应有的社会角色与认同，则其革命性始终无意义。因此，白薇及其笔下的女性角色在《浮出历史地表》中只是深受性别束缚的长不大的“五四女儿”，而非所谓的“革命新女性”。
与《浮出历史地表》不同，刘剑梅的《革命与情爱》在明确白薇女性立场的基础上，突破了“性别对立”的二元框架，考虑作家创作的革命文学语境及其左翼作家的身份，对女性真相融入了政治化的解读，即“她的身体就是她的真相”（[5]120）。刘剑梅将《浮出历史地表》揭示的女性真相“经验世界”具体化为白薇及其笔下女主人公的身体，并以身体作为展现白薇个人悲剧及其“革命加恋爱”创作模式的中介。
一方面，刘剑梅延续其导师王德威在《历史与怪兽》中通过疾病的隐喻串联起革命与恋爱的思路。《悲剧生涯》中的疾病叙述，如果是白薇必须面对的现实，那么在王德威、刘剑梅的阐释中已然趋于不同程度的隐喻。如苏珊·桑塔格所说，“对疾病的罗曼蒂克看法是：它激活了意识”，“把疯狂浪漫化，这一最激烈的方式反映出当代对非理性的或粗野的（所谓率性而为的）行为（发泄）的膜拜，对激情的膜拜。”（[6]35）刘剑梅关注文本时，强调白薇歇斯底里的表达方式与写作状态似得了“女性神经官能症”（[5]124），出走的娜拉成了极富诉说欲的疯女人、女狂人，与茅盾、蒋光慈等男性作家的“革命加恋爱”叙事区隔开来。这种区分标准同王德威，“她的创伤在她的作品里找到了表白，这些作品也因此见证了许多男性革命作家无法苟同的‘神经质和忧郁性’倾向。”（[6]53）白薇创作过时百病缠身，处于“书不成身先死”的生死边缘，而在白薇所得的诸多病症中，更受关注的是被杨骚传染的淋病。王德威将蒋光慈、宋若瑜的肺病与白薇被所杨骚传染的淋病进行比较，肺病升华成为爱情、革命舍身的浪漫产物，而淋病带有强烈的道德批判性，“她所置身的社会已经急于把革命女性与荡妇淫娃划上等号，她的病更注定给她贴上标签，是为参与革命所结成的生理恶果。”（[3]88-89）刘剑梅也直指“当白薇的身体感染了性病之后，她作为新女性真正代理人的角色以及她的革命资格最终被瓦解和取消了。”（[5]113）不过在重视革命性基础上，刘剑梅更强调白薇身体与内心的联系，女性意识的醒觉与对女性真相诉说权的捍卫。
另一方面，刘剑梅在夏济安、李欧梵对左翼作家的双重性与浪漫性（人性）研究的基础[11]上，承认革命本身带有浪漫色彩，引入马尔库塞的理论，认为革命与情爱有天然的紧密联系，从而拓宽爱情、革命概念，揭示白薇写作的分裂性。在评述《炸弹与征鸟》时，她认为“白薇关注的是女革命者苦痛的身体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5]124），在关注玥与彬两姐妹的革命与爱情取向时，她并不局限于常规的政治阵营划分，而是大段引用玥与彬对革命的不同看法，重视女性身体的游离性与动态选择。刘剑梅既把握住了白薇笔下新女性起初带有的纯粹、未受压抑的革命激情，又强调了陷入现实政治斗争中的女性对革命的意义的质疑意识，从而肯定了白薇创作的独特性，即在于挑战“革命加爱情”写作模式、男性话语对女性的塑造。
在《浮出历史地表》与《革命与情爱》中，白薇以“出走的娜拉”五四女作家的典型出场，而在两者都深知三十年代女性身体写作的热潮、肯定其女性意识醒觉的基础上，《浮出历史地表》将白薇框定在男女对立的二元世界中，身体是“他人的女性之躯”，默认了“30年代女作家‘看见’肉体仅仅是出乎一种被动的醒觉，而且仅仅是醒觉而非自觉。”（[4]140）在爱情的导向下，即使书写了最深刻、痛苦的经验世界并流传下来，女性的真相也只能残缺，白薇成了长不大的“五四女儿”。《革命与情爱》将白薇放入“女性化政治”一章进行讨论，认定白薇的身体写作是女性的真相，转向聚焦身体叙事的批评视角，在探究革命导向下的政治化身体纠缠中，发掘白薇作为女性作家的自觉。在传统的受男性话语主导的“革命加爱情”写作模式中，白薇成为不断挑战的“女狂人”。
三、自述真相：自传性与表演化
五四女作家们从长期被压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女性自我意识逐渐觉醒，急需抒发自我，而女性创作缺乏自觉的文体选择，处于“边缘”位置的她们只能选取身边事实、个人经历以便更好地运用女性语言来摆脱固有的话语模式，用自传性较强的文体如日记、书信、回忆录，完成“她”到“我”叙述主体转变。正如莱娜·西苏曾强调女性必须运用自己特有的内容和写作方式写作以摆脱男权中心主义，“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7]193）庐隐的《海滨故人》、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石评梅的《归来》、冯沅君的《隔绝》《隔绝之后》等都带有作者个人的印记。“白薇的写作也许是现代女作家中最具有自传性的一个”（[4]183），白薇从早期的剧本《打出幽灵塔》、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到《悲剧生涯》等多部作品中都带有自己亲身经验的痕迹。无论是其作品的革命性或抒情性都与其极富斗争性的悲惨经历有关。白薇作为商人家庭长女，辛亥革命前后进入新式学堂学习，为反抗父亲的包办婚姻和婆家的毒打，她几度出逃，和封建家庭断绝关系，身无分文逃往日本留学。在日期间，她辛苦劳作，在贫病交加中挣扎求生，与诗人杨骚的感情破裂后，回国到武汉，加入革命政府。她从未放弃学习与写作，早早加入左联和剧联，将专制家庭的压迫、与杨骚情感的纠葛、身体的病痛、对武汉政府内部的观察倾诉于笔尖。正是因为其经历之悲惨与波折，白薇较其他五四女作家更为决绝，“在意识形态方面，在反抗精神方面，在革命的情绪方面，白薇是最发展的一个”（[8]78）她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声方式，即使是“语无伦次”“歇斯底里式”地宣泄，也是对女性真相的肉身揭示。
长篇自传小说《悲剧生涯》，约40万字，没有固定的结构，不断重复类似的情节，在跳跃的叙述中，穿插大量个人日记、交往书信与抒情诗歌。小说没有成熟的叙事技巧，充斥着短句、排比句、叠词，语言粗糙而无序，透露强烈的抒情欲望。正是这种“语无伦次”“歇斯底里”式的书写，被《浮出历史地表》《革命与情欲》作为探究女性真相的原始材料。《浮出历史地表》认为《悲剧生涯》的“语无伦次”展现了二三十年代的“时代产儿两性剖析图”，作为女性自述，最有力的一面不在于介绍各式先进思想或是新潮的概念，“而在于最客观、真实的经验、事实、细节的朴素和不加删略”（[4]195）。“语无伦次”的语言残缺正证明了这时期女作家由于受男性话语的压制、女性话语的历史性缺失而具有强烈的表达焦虑，体现出女性更迫切地表达而表达无能的痛苦。当女性的主体性在父权文化体系中被压抑，唯一的选择便是成为男人，即使是女性书写，一些五四女作家也会有意无意地模仿男性作家的笔调，以掩饰自己作为女性的脆弱感。白薇小说中的语言狂放、文体粗糙，被视为男权话语对文体的渗透，因而，女性的真相几乎无法言说。同样通过《悲剧生涯》对白薇的写作特征进行了深入阐发，刘剑梅却认为白薇用“歇斯底里的女性身体”作为一种话语策略来对抗男性中心的社会，“歇斯底里”就是女性作家身份及其书写独特性的标志。
虽然白薇等女作家以自传的方式叙述真相，而由于自传体带有的真实性与小说的虚构性形成张力，“真实”的扭曲使阐释有了更多空间。白薇在《悲剧生涯》自序中一再强调所写之真实，“凭着这悲剧发展的日常生活中，重重复复的事实里面，努力提炼出精华，把它简单化、客观化、朴朴质质地纪录下去，表现这事实的真实，真实，十分的真实”，“这是百分之百的事实，百分之百的事实啊！”（[1]11）而实际上，在自传小说的情节中人物有超越作者有限经历的自由，而作者可以对作品体现的自己进行旁观者的剖析。在《悲剧生涯》的小说文本及自序中，已出现了“我”和“她”两个声音，白薇不断切换苇（种种经历的亲历者）和我（苇经历的托付者、书写者和旁观者）的双重视角，在跳跃、分裂的语言节奏中，既暴露自己，又剖析、批判自己。《浮出历史地表》《革命与情爱》两部著作都关注到了白薇自传体小说书写真实时的混乱与扭曲并作出不同的阐释。
《浮出历史地表》在寻找女性话语的角度中，将白薇小说“自传性”中的“自我”放置于五四女性作家的觉醒史脉络中，书写“真实”放置于男女对立的框架下。整体的研究思路更关注白薇创作的文本本身，并未引入过多的史料以扩充阐释文本，仅在章节首段用一句话对白薇的生平进行概括：“从她零散的回忆和记述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她有一个严厉守旧的父亲，她未及成年便被迫嫁到虎狼之家，她不堪忍受丈夫和婆婆的虐待而出逃求学，她只身流亡日本，以及她那痛苦的恋爱和不愈的病痛，这便是这个父亲的女儿在中国20世纪初期的历史变迁中的坎坷经历”（[4]183）。后续对《打出幽灵塔》中的弑父女儿、《炸弹与征鸟》中的革命女性、《悲剧生涯》中的孤独女性的分析皆从小说情节、人物角度出发，将白薇及其笔下的女性角色进行相对独立的分析。孟悦、戴锦华认为“问题不在于两种揭示中哪一部分更真实，真实性在于存在这两种解释的事实本身，在于这两种解释的相去天壤。”（[4]194）在讨论《悲剧生涯》时，爱情悲剧的主人公是展和苇，在真实记录的人是苇，修改真实记录的是展。展和苇在真相问题上有着男女对立的解释。由此，《悲剧生涯》自传小说所体现的真实的只是女性话语受损与缺失，在此前提下，即使是白薇自述的个人经历，其真实性也是受男性话语损害的。在男女对立的二元框架下，女性作家即使有自我意识的觉醒，其自传写作在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也仍处于一定程度的无意义。
《革命与情爱》承袭夏济安、李欧梵、王德威等学者对左翼作家个人生活史料的探究与运用，如茅盾、蒋光慈作品中个人亲身的革命、恋爱经历，丁玲所写的小说《韦护》和瞿秋白、王剑虹二人的情感纠葛，庐隐所写的小说《象牙戒指》和石评梅的爱情故事，走到文本之外做研究，紧密结合作者的生平，再根据事实史料对相关的作品进行“寓言式的解读”。王德威《历史与怪兽》首先展开以政治、革命角度赋予寓言，在对1927年后兴起的“革命加恋爱”小说写作模式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中，放大白薇个人经历与自传小说中的革命成分，引证大量白薇参与革命的经历对照其作品中关于革命的叙述，尤其是主人公观点性的言论，以此凸现白薇的政治觉悟与革命激情，使史料的真实与小说的建构相互缠绕，从而揭示白薇的“布局的欲望”（[3]24）。这种“布局的欲望”被他定义为作家使用叙事策略整编革命经验，为革命的失败自圆其说。王德威同时引证了白薇与杨骚的交往细节的史料以揭示这种“布局的欲望”另一个来源，即白薇因爱情（杨骚传染的淋病）使其生理上无法参与革命，使个人浪漫欲望与革命理想相联，爱情是革命的象征，私人情感再回归到革命立场。当王德威将白薇的创作出于其革命者身份的考虑，纳入同时期大量重复的“革命加恋爱”写作公式，已然框定了文本价值，并默认这种刻板的写作公式必然扭曲自传的真实性。
《革命与情爱》同王德威一样将“革命加恋爱”写作公式作为研究文学政治的案例，但引入“表演式”（performative）的文学史概念，补充了女性批评视角，以女性身体写作的真实性挑战公式的含义。她认为“所谓（女性）真相只能产生于性别表演的复杂过程中，这一过程牵涉一系列权力斗争。”（[5]112）较《浮出历史地表》，她未按照某种女作家觉醒线性规律排列、假定整体性的女性认同，而是将女作家及其作品中的人物放置于各自的性别与权力互动关系中，以此揭示白薇女性主义认同的流动性，“她有意识的女性主义写作强调的不是现代的浪漫爱情，也不是狂热的革命浪潮，而是在这些浪漫的热情演示下的女性伤痕累累的身体与心灵，是女性无所皈依的迷茫，和幻灭后痛苦的尖叫，这是属于女性的真实的体验。”（[5]125）虽然《革命与情爱》中也将白薇所写的新女性与茅盾、蒋光慈笔下的革命女性进行比较，但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像《浮出历史地表》中的男性话语下革命女性无意义，而是侧重揭示革命话语中女性的命运，以“歇斯底里”的女性声音，颠覆男作家的塑造、质疑民族和革命话语，从而使真实的自述不受公式约束扭曲，“不承载任何他人的语言，也不承载任何男性的语言，它只属于白薇式的独特的女性写作”（[5]120）。白薇这种真实自内向外冲破了王德威所论的“革命加恋爱”公式，体现革命与爱情两者关系本身的多变性。
四、“重写文学史”：更新文学史观与标准
白薇如同“女性的真相”在文学史中几经沉浮，于不同时期被海内外学者“淘汰”或“打捞”，这一现象可视为文学史观更新、文学史评价标准丰富化的结果。白薇及其作品兼备五四女作家的反抗性与革命性，既是五四文化精神的女性缩影，也是时代叛逆性的精华。然而在三十年代文学史中被大力吹捧的白薇、谢冰莹、庐隐、冰心等五四女作家，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文学史撰写中被国家意识形态标准所校正或淘汰，文学史书写的政治化割裂了文学发展的时间与内在逻辑。直至八十、九十年代，“重写文学史”与女性主义理论兴起，才再度让白薇等五四女作家摆脱偏狭的文学史观、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批评语境、以政治性为标准的建构模式，“浮出历史地表”[12]。与此同时，海外学者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人也从不同角度丰富了“重写文学史”的内涵，深刻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推动了重写的诞生，李欧梵的“颓废”美学丰富了评价的标准，王德威则对线性文学史观进行颠覆。孟悦、戴锦华与刘剑梅则分别承袭“重写文学史”的基本内容，并在女性主义批评中形成新的突破。“女性主义批评并不仅仅是‘另一种批评方法’，而是‘再现所有的批评都未曾顾及的另一半的历史真实’的尝试。”（[9]）《浮出历史地表》在反思文学的八十年代，系统运用女性主义立场研究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寻找“女性的真相”，“在历史中重现妇女”。《革命与情爱》作为海外汉学著作，对“革命加恋爱”这一经典模式/主题进行重述，为中国革命文学史提供了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展现了新的“表演式”文学史观。
（一）历史观：整体与复数
《浮出历史地表》延续以往现代文学研究的共识与范式“从五四谈起”，以1917-1927年、1927-1937年、1937-1949年明确的时期划分，沿着五四新文化的思想主轴线，在现代中国整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梳理女性写作传统的发展过程，呈现出女性书写在不同时段、不同面向上的特征，论述女性“浮出历史地表，走向群体意识觉醒的精神性别自我”（[4]276）。白薇是“五四叛逆女儿”于三十年代爱情话语中的一环。《浮出历史地表》“整体性”的文学史书写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整体性的历史，虽然呈现了不同女性作家的书写，但主要以五四精神作为评价标准，在评价女作家时，侧重揭示她们作为“新文化的精神之女”的特质，论述都不离“崇父”的整体语境，突破旧有的文学史分期附属于政治历史分期的模式，强调文学自身的发展逻辑。二是，超越了之前以中国现代革命史为主线、以明确的意识形态特征评价文学作品与文学运动的文学史编写。孟悦、戴锦华综合运用精神分析、结构、后结构主义等理论，不考虑作家政治立场，采用作家论深入阐释了九位现代著名女作家的相关文本分析和历史描述的有机融合，尤其在大陆较早开启了对张爱玲、苏青的研究，把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作为整体来把握。三是，属于女性主义者所提出的“重述历史”范畴，孟悦、戴锦华以“女性作为历史盲点”作为前提，洞察现实秩序中两性关系，对中国三千年的男权历史进行全面否定。以话语为切入口，力图消解已有文学史中歪曲了女性真实存在与价值的男性话语。
《革命与情爱》因“革命加恋爱”这一写作模式于1927年后的大革命失败成为热潮，所以对现代作家作品的评价多基于大革命失败的背景。全书与之前的研究不同，没有把“革命加恋爱”写作模式看作三十年代左翼固定的意识形态文学实践、文学史中被盖棺定论的公式，而是将它放置于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构架中。刘剑梅质疑已有文学史的整体性，即福柯所说的“全面历史”，“全面历史旨在重建某一文明的整体形式，某一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原则，某一时期全部现象所共有的意义，涉及这些现象的内聚力的规律——人们常比喻作某一时代的‘面貌’”（[10]9）。全面历史下，更多阐释的可能性会消失。“革命加恋爱”的写作模式被不断重复，研究者不能因为公式的看似不变，默许了集体记忆对重复的行为本身独特性的掩盖。相应的，刘剑梅将“复数的历史”概念放入文学史的勾勒中，以不同标准如性别、地域、政治立场等选取诸多作家，对历史横切面的多方位、多层次展示来表现历史的复数性。一方面，不限于对早期革命失败后的革命者兼作家的创作及此时段写作风潮研究，而延续到日据时期、十七年、“文革”以及九十年代类似的书写中，以纵向的时间推进，强调革命与爱情相互作用、动态变化的表演性本质，阐发对应时期文学与政治关系。如第五章中论及“革命加恋爱”模式中个人爱情的复苏，揭示了在日益增强的集体革命权力对文学创作的束缚下，十七年文学中仍有私人情感幸福的书写。也正是这种强调“复数的历史”的文学史观不受传统的时空逻辑链的限制，为《革命与情爱》对20世纪小说史中作家作品的截取与编排出现时期的断裂提供了合理性。另一方面，不限于茅盾、蒋光慈等左翼男作家的创作，第三章以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引入白薇、庐隐、丁玲等作家的女性身体书写，冲击甚至颠覆男性作家笔下的新女性形象。第四章在上海的都市空间中，补入刘呐鸥、穆时英、张资平等作家的创作，补充“革命加恋爱”模式在现代都市欲望与大众消费文化中的异化。不限时空地将不同写作立场的作家放置于同一模式下是基于刘剑梅所运用的表演性理论，而也可视作王德威所提出的“众声喧哗”的一脉相承。
（二）女性批评：男女对立与文化政治
《浮出历史地表》所采用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主要以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和露丝·伊利格瑞等为代表。在孟悦、戴锦华的论述中，就中国现代文学来看，女性虽然经过了五四解放，但仍处于边缘。诚如前文比较的两本书对白薇“女性的真相”的阐释，虽然《浮出历史地表》给予文学史以新的女性主义立场并自成一脉，但男女对立的二元框架与绝对的性别话语使文本内涵阐释趋于简单，甚至部分论述脱离史料互证，“简单地设立了男性/女性这样一个二元对立项，并将之解释为社会的结构性因素的全部”（[11]），呈现“去政治化”的倾向。“去历史、去阶级、去地域”是八、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研究的通病，而女性主义本身具有的“政治指向”被忽视后，便无法激活文本真正回应历史/现实的力量。戴锦华后续写《涉渡之舟》时也对此进行反思：“一旦我明确选取了女性主义立场，尤其是面对女性议题时，性别作为最重要的基点和视野，常常在不期然间遮蔽了对阶级和种族命题的思考与表达。”（[12]381）
《革命与情爱》则在女性主义立场下，侧重政治化阐释。这不是为了从现实政治层面评判作家，而是为了激活作家与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政治性关联，并以此来把握作家的历史性价值。一方面，其主题本身聚焦20世纪三十年代“革命加恋爱”的小说政治，自然从文化政治的意义上展开更合适。刘剑梅所使用的女性主义理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抗男权社会的姿态，而是一种用来考察从不间断的政治与性别之间的斗争的手段”。扩展到民族国家政治上的女性主义研究也就不限于《浮出历史地表》所运用的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和露丝·伊利格瑞为代表的理论，而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后现代理论形成呼应，无论是个人化的文本还是解读文本的研究者，即使以女性主义立场介入，也难以回避始终存在的“民族寓言”。另一方面，刘剑梅也将“表演性”的概念贯彻到女性写作研究层面，把性别看作是一个具体的历史权力关系所构成的场所，同孟悦、戴锦华，认同女性处于一定的话语范畴中。同时，根据女性身体流动、游离的生理特点，认为女性固定话语中具有不受限制的流动性，而这种流动的女性身体、欲望会对男性世界造成威胁和挑战，追求同一标准、整体性的文学史叙述模式无法将其流动性涵盖殆尽。因此，《革命与情欲》兼顾女性身体的社会性与自然性，这与《浮出历史地表》《历史与怪兽》相比，都拥有了更自由多变的阐释空间。
五、结语
白薇的人生经历与自传书写充满了小我儿女情长的爱情与大我争取解放的革命、抒情性与斗争性的纠缠与融合，也正是这两种性质的矛盾使她在文学史建构中沉浮，当经历过以国家意识形态为纲、思想革命性比审美性重要、时代大我远比私下小我更有价值的文学史观更新后，白薇重新被文学史重提。而被归入“五四女作家群”，又何尝不是被另一种具有固化意义的“五四时代精神”如反封建革命的价值标准所束缚？[13]当乘着女性主义兴起的东风，白薇不仅是反封建革命的叛逆者，更作为女性“浮出历史地表”，在孟悦、戴锦华、刘思谦等国内较早一批女性主义研究者对女性文学传统的追根溯源中，实现女性主体性的确认。白薇大量共性与特性兼备的自传性文本加之“女子无真相”的呼喊再度与女性主义批评对女性经验真实性深入探究的发展脉络应合。无可替代的带有生物特性的女性身体经验成为女性主义的关注重点。《革命和爱情》以女性身体叙事问题这一公共话题为讨论主体，适应了九十年代后期到世纪初女性主义批评的转向，同时以“革命加爱情”的写作模式为基准，以复数的历史观，多方位、多层次地探讨女性身体的革命性/政治化，吸纳不同理论学科的观点，超越纯文学批评，呈现更广阔的文化批评视野。诚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中国本土文化实践之间的适用性问题始终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孟悦、戴锦华、刘剑梅都清醒地意识到各自学术研究早期的作品都受到西方理论强烈的影响，西方理论的不断引入使“重写文学史”成为必然。理论的缠绕与更迭也更容易造成研究者学术的自我重复，陷入理论的预设中。[13]于是，比较对同一文本进行不同解读的研究，如《浮出历史地表》和《革命与情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各自的不足，形成某种认识上的互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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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冰莹，从军日记[M]，上海：光明书局，1933
[3]（美）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M]，台北：麦田出版，2004
[4]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 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5]（美）刘剑梅，革命与情爱[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6]（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7]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8]黄人影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M]，上海：光华书局，1933
[9]秋山洋子、刘晴，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的现代文学史——评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02):281-287
[10]（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11]贺桂梅，性/政治的转换与张力——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模式解析[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05):69-92
[12]戴锦华，涉渡之舟 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3]王桂妹，“五四女作家群”的历史建构曲线[J]，文学评论，2010(06):133-139
[14]白舒荣、何由，白薇评传[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15]白舒荣，一个热情、痛苦、坚强的灵魂——白薇[J]，新文学史料，1981(04):156-164
[16]李小江，觉醒中的困惑——早期现代女作家与莎菲女士[J]，文艺评论，1986(06):61-66
[17]刘思谦，“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18]（美）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M]，王宏志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19]杨晶，以白薇为中心的左翼女性文学再解读[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1(02):102-105
[20]周文晓，学悟交融与文体漫游——略论刘剑梅的文学研究[J]，南方文坛，2019(02):40-45
Study on ' female truth '
- from the intertextuality of Emerging from the Horizon of History and Revolution and Love
Abstract: Meng Yue and Dai Jinhua's Emerging from the Horizon of History and Liu Jianmei's Revolution and Love are two feminist works that respectively to find female discourse and reconstruct the writing mode of "revolution plus love", to respond to the "women without truth" accused by the modern female r Bai Wei. Under a holistic view, Meng and Dai emphasize the obscured female truth in gender discourse; under a plural view, Liu emphasizes the dissociation of female body in political discourse.
Key words: Feminism; body writing;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history; Bai Wei
作者：钱湘蓉，苏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1] 白薇（1894-1987）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剧作家，主要作品有剧本《琳丽》《打出幽灵塔》、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昨夜》、自传体小说《悲剧生涯》等。陈西滢曾在《现代评论》（1926年4月）介绍了“几乎谁都知道的冰心女士”和“几乎谁都不知道的白薇女士”两位女作家。直到1928年，白薇于鲁迅主编的《奔流》发表剧本《打出幽灵塔》后，才成为当时“文坛上的一流人物”。
[2] 根据这点影子，学者白舒荣将白薇的文学创作及个人经历整理重提，写成评论文章《一个热情、痛苦坚强的灵魂——白薇》（1981年刊于《新文学史料》P156-164），并与何由合写专著《白薇评传》（1983）。白薇的首部作品选集《白薇作品选》（1985）经何由、丁波等人的编选，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3] 李小江在《觉醒中的困惑——早期现代女作家与莎菲女士》（1986年刊于《文艺评论》P61-66）中视白薇的创作历程及作品基调为“五四女作家之典型”。
[4]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收入李小江主编1949年以来第一部女性研究丛书中，自1989年问世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后重版多次。其中以女性主义立场研究张爱玲、苏青，属大陆第一部，第十章《白薇：未死方生》对白薇的生平及《炸弹与征鸟》《悲剧生涯》等主要作品进行了解读。
[5] 殷国明，《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知识女性》（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七章《在“革命加恋爱”生活的背后——谈知识女性形象的男性化倾向》分析了白薇的《跳关记》《炸弹与征鸟》《悲剧生涯》。
[6] 刘思谦，《“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八章《白薇：征程如烟似火》对白薇的生平及重要作品进行分析解读。
[7] 王德威，《革命加恋爱——茅盾，蒋光慈，白薇》，收入《现代中国小说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Narrative）台北：麦田出版，2004年。
[8] 刘剑梅，《从事革命和爱情》，博士论文，哥伦比亚大学，1998年；2003年作为其第一本英文著作Revolution Plus Love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经修改、翻译，中文版《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2009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
[9] 杜林，《中国二十世纪初女性写作中的女性主义与叙述策略》（Feminism and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Early-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Women’s Writing），博士论文，哥伦比亚大学，1998年。
白薇及其作品曾入选《现代中国女作家论》（黄英著，上海北新书局1931年版）、《现代中国女作家》（草野著，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版）、《中国现代女作家》（贺玉波著，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版）、《当代中国女作家论》（黄人影编，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版）、《中国新文学史运动史》（王哲甫著，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年版）等新文学史著作中。
[11] 刘剑梅在自序中提到研究灵感“来自于夏济安先生的《黑暗的闸门》和李欧梵先生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李欧梵认为刘剑梅的《革命与情爱》对他革命浪漫传统的研究有了新的拓展，尤其体现在女性身体层面的补充。（见李欧梵著；王宏志等译.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2.）
[12] 白薇及其作品曾入选《中国现代文学简史》（黄修己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现代小说史》（杨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等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等新文学史著作。
[13] 刘剑梅认为这书“受西方学院派的影响太重”，“尤其受到弥漫于西方学界的结构气氛的影响，正面建构的意识还不够强健，对现代女性的精神开掘也还不够深刻。”（（美）刘剑梅.革命与情爱[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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