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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调”叙事模型对理念化叙事模型的突破与超越
摘要：“复调”理论之所以是重要的，是因为它在启蒙运动带来的理性化浪潮之下，批判性地指出了那种被忽视的、富有创造力的不确定性。它认为，真正具有典范意义的写作法则不应只是简单地指涉某种外在于作品本身的可被感知的组合结构，而是指诸写作本身所具有的那种富有创造性的、内在的精神资源。事实上，从永远得体且富有创造力的行为中生成涌现的那种精神性，才是写作可以追求的至高成就。无需援引科学主义和神秘主义等在人之经验中划定边界的局限性假设，开放、真诚的写作本身就蕴含着广袤无垠的世界中深邃意义的来源。
关键词：复调叙事；理念化叙事；《白痴》；叙事理论
“复调叙事”是巴赫金为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诗学特征而创设的文艺理论概念。这一叙事理论为小说艺术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在众多批评家放弃小说研究之际，巴氏的对话理论对于揭示小说话语构建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本文将通过分析《白痴》这部经典的作品，研究“复调叙事”对理念化叙事的突破与超越，思考西方叙事理论的动态发展问题。
一、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及其接受史
（一）“复调”理论的定义及特征
复调小说理论的核心最初是来自古典音乐的一个概念。音乐术语中的“复调”，又称为“多声部”，指由几个独立的音调或声部组成的乐曲。和我们一般所熟悉的乐曲不同，平时无论是合唱或者是流行音乐，它的主旋律基本上只有一条，其他的声部都只是为了衬托它而存在，因此本身常常没有旋律可言。但“复调音乐”的概念则完全不同，它可以容纳主旋律同时并存、齐头并进，无论哪一个声部，都可以听到一条很优美的、自成体系的完整旋律线；当听下一个声部时，它又是另外一条旋律线，它们完美地连结，也保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几个主调同时存在，彼此可以和谐相处，不会互相冲突。[1]巴赫金将音乐的概念移植到小说结构分析中，以此说明小说中可以有很多个价值观，它们可以客观地同时存在，而且具有同等的价值，彼此相辅相成。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和视角，赋予了小说语言及内涵以新的理论思考魅力。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曾有两处对复调小说做出了明确的阐释：“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体充分价值和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他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中，而且相互间不发生融合。”[2]此外，“复调的实质恰恰在于：不同的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统一体中，这已是比单声结构高出一层的统一体。如果非说个人意志不可，那么复调结构中恰恰是几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从原则上便超出了某一人意志的范围。可以这么说，复调结构的艺术意志，在于把众多意识结合起来，在于形成事件。”[3]也就是说，“复调”是一种层次丰富的叙事模型，与单向度的、作为传递单一理念的传声筒式的小说相反。“复调”摆脱的是单一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的限制，通过展示维度更丰富的情节刻画，来表达作者对人性的复杂与社会议题更深刻的思考。而此类作品中的人物就是多维度的，既非简单的好，也非纯粹的坏，而是在更为繁复的环境下展示出了人性丰富、深层的一面。
根据巴赫金对复调小说的定义及内涵阐发，不难发现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为代表的复调小说的最根本特征是：平等对话。这是对小说中各种形式对话的创新。
何谓“对话”，即大型对话与微型对话交织的全方位的对话式叙述。[4]微型对话体现在小说语言中的议论是双声的，每一个声音里都听得到争论。大型对话则是作者将与主人公平等的众多他人意识与主人公自我意识相抗衡，它们之间是一种对话立场。陀氏小说描绘的是对话的形象，而作品中这种大型对话的整体是于边沿上的生活本身。这样一来，语言中的争论性与叙述上危险的分裂倾向就成了复调小说对话形象的独有特质。
何谓“平等”，即作者与作品主人公之间的关系问题。巴赫金意识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这些主人公们在作家的创作构思中确实不仅是作家所议论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5]“主人公在思想上自成权威并具有独立性，他被看作为一个创立了自己充分完整思想观念的主体，而不被看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艺术视觉的客体。”[6]巴赫金注意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新的艺术形式，主人公的意识获得了尊重，拥有了与作者平等对话的权利；作者上帝式的存在被打破，放弃了自己独白地位，成为开放的，平等对话的对话关系的维护者。
小说的主要人物被塑造成了具有复杂性的立体形象，与作者之间不再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主人公的塑造中，作者有意避免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与权威地位，削弱了主宰与评价人物的可能性，将其作为一个能够平等相待的对象，那么作者与人物的对话关系就建立在了一个能够自由展现和自由交流的平台上，在加深小说思想表现的同时，拓展了文本思考的空间和张力。这就要求作者在表达中采用更为广阔的叙述视角，能够突出表现各自独立而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这些声音和意识并不是在作者统一的意识状态的指导下展开的，而是平等地各抒己见，虽然是被结合在某一具体的事件中，但相互间却不发生融合，这样就自然有了丰富的表现层次与思考向度。
（二）“复调”理论的来源及发展
以“对话”为核心的理论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著作都是以对话体的形式呈现的，由此可见当时对话所受到的重视。而本世纪初，犹太的社会与宗教思想家马丁·布伯在《论对话原则的历史》中，也曾通过关注人类间的对话问题而推及相互的交往关系。六十年代以来，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分别代表哲学解释学进行的辩论焦点，正是语言的交流与对话。而普莱纳斯、雅斯贝尔斯以及阿贝尔则从哲学人类学、存在主义和先验实用主义出发，关注人类的对话交往与沟通。接受美学也从发轫初期的极端读者中心论立场逐步走向交流理论。创立了文学反应动力学的美国读者反应批评家诺曼·霍兰德则从心理与精神分析出发，在其先前的双重主动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文学心理与精神的交往沟通理论。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法国理论家托多洛夫第次明确提出了对话批评的主张。而巴赫金对这一理论，是进行了独特的阐发并形成了自己的对话主义思想，并渗透和影响到当今的人文科学领域。巴赫金研究方法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从文艺学、美学角度入手去探讨哲学问题，并通过哲学的思辨去进行文学研究。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虽观点独特，但必然存在不同的声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苏联学者对其“复调小说”的研究的态度截然不同。在对其作品的论述中，有人对巴赫金的学说推崇备至，也有人对巴赫金的理论提出质疑。但总体而言，这些观点进一步稳固了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形成。因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研究中，不乏苏联学者对于“复调”现象的阐释。巴赫金作为后辈，可以说是一个集大成者的角色，他以陀氏的小说为出发点，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备、体系化的复调叙述理论。
巴赫金复调理论中的某些思想，乃至某些观点的术语，也被其它叙述学研究者继承，例如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代表热拉尔·热奈特。他将巴赫金的叙事学理论在自己的叙事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的“复调”是其诗学的中心，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的“复调”并不是其内在的理论基调，而是热奈特通过对其整体叙述结构的剖析，是从中总结出的一种叙述手法。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进行了研究，将其作品中的声响和意识统称为“复调”，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小说的多重性的定位，主要是从主题内涵、题材内容等方面进行的；热奈特将叙述视角的转换所导致的叙述风格的变化称作“复调”，即热奈特的注意力集中在作品的艺术形式上，他的切入点是叙述方法的变化，与巴赫金对复调的定义明显不同。
无论是巴赫金的声音与意识的复调，还是热奈特的叙述语式的复调，“复调”都在艺术的内涵和形式上得到了体现。虽然这是从内容和形式上对复调进行了不同的阐释，但仍可以看到，他们对“复调”的理解是一致的。米兰·昆德拉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接班人。 昆德拉基于对复调小说的实践与认识，从小说的结构出发，最后又突破了作品的结构层次，将“复调”理论引入到小说的风格层面。作为一名作家，昆德拉对小说的叙述结构与文体风格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有着更为深入的体会。因此，昆德拉的“复调”理论传达给读者的最初的艺术感觉就是“文体的复调”，这也是他整个复调体系的基石。
从巴赫金到昆德拉“复调”理论的演进来看，巴赫金的复调论无疑是一种发现性、开创性的。热奈特的叙述方式是科学的、规律的，而昆德拉的复调显然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开创了先锋性和革命性的。换句话说，巴赫金的复调法是以人的声音和意识的对话为基础的复调，而热奈特的复调则是以叙事语言和视角转换为主要手段的复调，而昆德拉则是从小说的风格出发，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复调。从观念内涵上看，复调小说从内容到形式到风格的延展，与当代长篇小说的多样化发展趋势相吻合。
二、《白痴》的创作反思与复调理论
（一）诞生于社会现代性的经典
《白痴》创作于1967-1968年，彼时，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的现代性理念已经渗透进入俄罗斯社会。启蒙思想家在变革激情下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构想和设计，启蒙现代性的激情洋溢深深吸引了遥远的俄罗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俄国废除农奴制，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革。俄罗斯知识界开始深信世界历史是一个完全合乎人类目的的过程，人类可以凭借对这个规律的掌握，建立一个普遍理性的和谐社会。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彼得大帝改革的模式里感觉到，启蒙所代表的科学理性存在不少盲点[7]，俄罗斯要从自己的现实出发，仔细估价欧洲启蒙的现代性计划。
在我看来，现代性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因为他本身具有开放性和历史性，是在时代的发展变化中不断被建构而成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世界范围内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涉及到了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它促进了主体性意识的萌发，瓦解了宗教的世界图景，肯定了以自由为核心的诸多个体权利与价值，重新整理了社会与国家的运行规则，最终确定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精神文化的核心与分类。
16世纪—18世纪是现代性发展的第一阶段，也是欧洲“启蒙现代性”的产生时期。在卡琳内斯库的笔下，启蒙现代性“两种截然不同却有剧烈冲突的现代性”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中世纪以后，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这一系列运动以摧古拉朽之势席卷了欧洲大陆，打破了封建秩序长期僵滞和中世纪的愚昧局面，中世纪社会的宗教、生活方式，以及思想价值观念都受到了全面深刻的批判。在变革的热情中，启蒙思想家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套理想的、哲理性的设计蓝图。一方面，启蒙现代性以自然科学的现代特征为出发点，终结了以宗教信仰为主要特征的世界观，用世俗的事物取代神圣的超验主义神学，去除神圣化。另一方面，启蒙现代性以资本主义变革为发展动力，抑制感性、片面强调理性和秩序的价值观，构建了一套新的思想价值体系。用韦伯的话来说，这一切是一个世界的“祛魅”[8]过程。
这些变革最先在欧洲得到积极发展，随之影响力扩大到全世界范围内。现代社会如火如荼的世俗化实践，开始渗透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社会生活中：欧洲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商品经济的规模逐步扩大，工业化城市浪潮相继掀起。物质生产效率突飞猛进，社会总体财富迅速增长，现代西方人的物质生活顺利进入一个相对富裕的阶段。当人类的物质生活开始获得满足，世俗化行为受到极大肯定，社会的宗教色彩逐渐淡化以后，社会发展的诸多弊端也逐步显现。其中，异化的理性是启蒙现代性是产生现代性困境的根源，它直接导致了现代性危机。此时，思想家们开始反思和质疑启蒙现代性，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在这样的反思中创作出《白痴》。陀氏在《白痴》里发出了“人类也变太喧闹、太工业化了，缺乏精神上的安宁”[9]的感叹，警醒于把西欧的思想、理念照搬到俄国的危险。
《白痴》无论从形式或内容方面看，都充满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启蒙时期抽象的、纯粹的理性的质疑。他让精神对话贯穿小说结构，打破了启蒙现代性对统一和秩序的的要求。陀氏透过现代化的繁荣盛景，看到的是异化的现代性：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有利于科学进步的，就是合理的。随着资本经济的发展，利己主义仿佛就成为这发展顺其自然的路子。《白痴》为我们展示了隐藏在这背后的危机：对物质的片面化追求，引发的社会道德感失落。
首先，金钱被无限放大，意味着一切。在《白痴》中，陀氏提出俄国正处于“第三匹黑马”的时代，即骑马人手上拿着天平，一切活动都以契约为基础，人人都只关注自己的权益。[10]一个极端物质化的世界由此出现：有面孔各异的钻营家、投资商和高利贷者；有怂恿儿子排除各种障碍去弄钱的父亲；有为了三个卢布可以四肢着地爬到瓦西列夫斯基岛上去的加尼亚；情人从将军那里拿了钱，再转手放高利贷给将军，甚至小保姆在哄孩子入睡时都会这样哼唱：“宝宝长大满身金，步步高升当将军”[11]。人人都渴望可以一开始就占有财富资源，然后鹤立鸡群，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这就是当是俄国的社会风尚，金钱权利迅速地巩固起来。这阵风起于西欧，俄国不过步其后尘而已。陀氏借加尼亚之口表达了对这种金钱至上社会风气的担忧：金钱的可鄙和可恨之处就在于它能制造才干，而且还将继续制造，直到世界末日。[12]
其次，道德基础摇摇欲坠。在启蒙现代性计划里，只要一切有利于发展，有利于科学进步，就是合理的。自启蒙高扬理性旗帜之后，随着资本经济的发展，利己主义仿佛就成为这发展顺其自然的路子。金钱盛行带来了道德失落，这自然引起了敏感而又极具洞察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考。
虚伪自私是《白痴》里人物的总体标签。人人都是为了利益而来往，为了自己的利益各怀鬼胎。小说中的大资本家托茨基就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靠敛财致富，收养孤女纳斯塔霞，按照自己的口味培养她、玩弄她，玩腻了又企图甩了她再另娶名门小姐。当纳斯塔霞奋起反抗的时候，他又试图一边用奢华生活收买她，一边替其物色佳婿把她嫁出去，以绝后患。他是一个猥琐的女性美的欣赏家和鉴赏家。另外一个达官显贵叶潘钦将军也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垂涎于纳斯塔霞的美貌，极力怂恿心腹秘书去迎娶她，这一切都为了日后他自己利用自己的金钱和职位去偷香窃玉。金钱使人偏离了正常的心理轨道，使这个社会除了满足个人自己的私利和物质需要以外，不承认任何道德基础。[13]就连声称爱着纳斯塔霞的加尼亚也只是带着一副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已，他心里打的真正算盘是：如果她撒野造反，我就马上甩掉她，钱我可要带走。我不愿让人笑话；最要紧的是不愿让人笑话。[14]可以说，纳斯塔霞的悲惨遭遇就是由于当时罪恶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
陀氏在《白痴》中展现了俄国所迎来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时代，就是《启示录》里所预言的那个锱铢必较、称斤论斗的时代。同时也展现了对理性所包涵的压迫性的原则和标准的嘲讽，鼓励个体回归内外情感，尊重个体的差异和感受，展现了向一切桎梏人心的普遍规则和公式化的发展权威挑战的勇气。
（二）《白痴》中的隐形复调
在《白痴》中，思想和情节都是在和他人的潜在争辩和对话中展开，比如一开始梅什金公爵与叶班钦将军夫人及三位女儿的谈话；再如梅什金公爵与伊波利特为首的“虚无主义者”之间的观念冲突；通过谈话，某些重要的思想甚至是通过小人物的口来转述的，比如“美将拯救世界”的重要思想，正是借由伊波利特来进行转述的。通过谈话和转述等手段，将主人公身边的其他小人物视为不同思想的代言人，完成了对于自由派、民主派和革命派的全面抨击，并对当时日渐混乱的俄国社会提出质疑。最终梅什金公爵又变成白痴的结局也说明：在那个时代中，被侮辱被损害者将经历和忍受着更大的苦难，作恶者必变本加厉来为非作歹，救人者终不能救人甚至亦不能自救——“白痴”终于变成了真正的白痴！
《白痴》是通过人物行为的初始目的与客观效果之间的矛盾来实现“复调”的。小说中基督式的人物“白痴”梅什金公爵作为人类的道德楷模，实际上并不了解人间的疾苦与真正的不幸。由此导致荒谬性的行为与矛盾性的实践，冲突之下自然形成了独特的社会道德批评模式。
《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是被时代所认可的、近乎完美的人。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洗涤肮脏和抑制邪恶。出身于贵族的他，因癫痫病而到瑞士治疗，在治疗期间生活得非常快乐，并与当地的小孩拥有十分亲密的友谊。这五年的与世隔绝，导致梅什金公爵几乎是卢梭笔下的“自然人”状态。在他回到俄国后，虽然由于自己的“白痴”而常常让自己处于被嘲笑、被蔑视和被欺骗的境地，但这恰恰成为了他人犯错后进行自我忏悔的台阶。
如他刚下火车后在将军家拜访时，不知情地吐露有关娜斯塔霞的消息后，被加尼亚谩骂之后只是平静而宽容地表态；加尼亚家发生闹剧的那天晚上，他被加尼亚在盛怒之下打了一记耳光，而他非但没有怨恨，反而不无遗憾的说加尼亚将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遗憾，甚至在晚上加尼亚向他道歉时，感到惊喜并立刻原谅了他。他秉性善良，磊落光明，悲天悯人。聪明的娜斯塔霞在梅什金真诚地同情与怜悯下，“第一次看到一个真正的人”[15]，不由得爱上了他；但是，她深觉自己配不上完美的他，因此竭力促成阿格拉雅与梅什金的爱情，放弃自己向往已久的幸福。而阿格拉雅同样也被他的美好品质所吸引，“任何人想要欺骗他，都能叫他上当，而不管是谁骗了他，以后他一概宽恕，正因为这一点我才爱上他……”[16]，爱从中来。在种种例证之下，可以发现：梅什金这个人物形象身上近乎完美的基督性。
陀氏曾明确表示过，他就是基督的形象，是“真正美好的人”[17]，他拥有强大的内在精神力量、心灵高尚，思想品格超凡脱俗，是其美好时代的理想寄托。基督本身就是道德和精神美的化身，是上帝最完美的人间体现，他拥有仁慈的爱和崇高的信念，这使他克服了自己的个性、自我，为尘世间的每个人而牺牲自己，藉此，他不断帮助人类消除罪孽，抚慰他们伤痕累累的心灵，使他们从绝望的处境中摆脱出来。基督的完美是通过他的博爱而显现的，他以一颗仁爱之心对待身边的所有人，甚至是仇人和罪人。因为他认为他们比其他人更需要爱与同情。最后，他不惧死亡，甘愿为人类承担一切罪恶；他内心未曾有过仇恨，真诚地宽恕一切。
而恰恰是这样的完美，成为他走向悲剧的命运的不可抗力因素。虽然他有心里认同的理想社会，也深知现实社会的弊端并有革除除社会弊端决心和热情。但事实上，他并不能真正的了解人民痛苦的根本原因，自然更谈不上解决现实问题。最终，他对社会道德的关注只能是一场空想。与陀氏的其他小说不同的是，《白痴》的“复调”方式不是依靠人际冲突与人物之间的对话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人物的行为的初衷与客观实现效果之间的深刻矛盾，反证了复调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冲突，突显其“复调”特性。
不同的声音融合在一起，这是与启蒙现代性计划所不相容的。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了对话性话语，这与启蒙计划倡导的单一性话语形成反差。在大型对话结构支撑下的《白痴》中，不同的意识相互独立，自己的意识与别的意识进行对话，但谁也不能说服对方，各种人物之间和平共处。梅诗金试图用基督的爱来拯救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他与许多人物都发生了思想碰撞，但结果是无疾而终，但这并不妨碍文本本身的结果。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当中，马克思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所发生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他们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三、关于“复调”叙事模型的思考
（一）对理念化叙事模型的超越
首先，复调叙事与理念化叙事模型的差异在于表达需求的不同。当时的陀氏正在深刻地反思主流的思想意识，并竭力地想将各种价值观念在作品中平等地呈现，试图打破先验性的优劣之分，将它们之间产生的冲突看成是完整性的一部分。而理念化叙事模型是建立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这种形而上学将一切关于真理的观念都建立在先验的假定之上。在理念化叙事的创作中，作者一般事先假设某种道德或价值，并构建起等级分明的价值体系，再将其作品建立在这种意义秩序之中，形成了以作者确定的价值观或自我意识为核心的语言逻辑。这种表达逻辑以作者的价值判断为核心，作品的主题思想具有整体性、统一性的特征，但语言的张力和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而陀氏的复调“对话”将语言的任意性与差异性释放出来，并将它们归置于客观世界所影响的统一中，强调了小说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同时也反应了作者对当下时代思想的反思态度。
以作家本人的价值判断为核心的叙事模式一经形成，人物之间的思想交流就变成了摆设，最终会服务于主调。巴赫金曾指出，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就流露出了一种先验论的假设，其小说的主题思想主要寄托的是“福音书”式的乌托邦理想。例如《复活》里所描写的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人性的复活以及道德的自我完善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独白”，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托尔斯泰的自足价值体系的体现。与理念化叙事相反，复调叙事重在展现由不自足的、非确定性的自我意识的反思与质疑，由此引发了对话和争辩，并在这种争辩中实现了思想的交汇。正如陀氏的《白痴》中，每一个人物都是思想者，都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所以，复调叙事的表达核心不在于引领读者去发现一种确定性的思考方案，而是让读者在思想的碰撞中形成自己的思考。通过平等对话的碰撞，弱化语言中心的权威力量，把价值判断交还到读者手中。
其次，复调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读者对权威叙事话语的依赖，提高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主动思考的积极性，试图在思想碰撞中激发出新的审美体验。巴赫金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指出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几乎完全不用严格连续的叙述历史的时间，他超越这种时间，而把情节集中到危机、转折、灾祸诸方面。此时一瞬间，就其内在的含义来说相当于‘亿万年’，换言之，是不再受到时间的局限。空间实际上同样超越了过去，把情节集中在两点上。一点是边沿上（指大门、入口、楼梯、走廊等）这里正在发生危机和转折。另一点是广场上（通常又用客厅、大厅、饭厅来代替广场），这里正发生灾祸或闹剧”。复调叙事不再以作者为主导的、以全知全能的视角来进行，而是拆散了叙事内部稳固的、被预设好的叙事结构。复调叙事将作品的秩序与稳定平衡打破，在结构处理上通过倒叙、插叙等手法，将情节建立在众多“事件”中；并有意识地采用非线性的物理时间，将时间“定焦”，试图打破人们惯常默认的匀称结构，从而消解了小说艺术审美中人们对于话语权威的心理依赖。通过这种有意消除话语权威的处理，有意识地引导读者进入主动参与和积极思考的心理状态，并在理解对话深层意义的基础上获得审美愉悦，并唤起对生活的新的体验与感受。这一结构逻辑的宗旨在于恢复人对于时间和生活的真实感受，并引起读者倾听真实存在的声音的愿望，引起对话的欲望，并在此基础上培育新的文学审美的趣味。
巴赫金肯定了复调小说的出现象征着长篇小说进步性发展，但复调叙事模式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理念化叙事的退出。在世界小说叙事的发展史中，这两种叙事模式始终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因为每一种体裁都有自己主要的生存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它是无可替代的。所以复调小说的出现，并不能取消也丝毫不会限制独白小说（包括自传体小说、历史小说、风习小说及史诗小说等等）进一步的卓有成效的发展”。复调小说的出现需要特殊的历史情境，它是思想家对极端化思潮进行反省的出口，是难以驾驭但不可或缺的呐喊方式。
（二）复调理论的学术史价值反思
哲学人类学是巴赫金理论的起点，“人”这个概念贯穿其思想的始终。在巴赫金看来，对话沟通是世界存在的方式，“自我”必须与“他者”相互依存共生，“作者”因此也处处带有“他人”的色彩[18]。作者时常借助他人话语和立场来转述自己的观点，“叙述人作者”因将自己的叙述结构散落在各种他人视角与话语角落之中。
因此，复调理论背后是巴赫金连接艺术与生活、以“人”为主体的历史使命感。在巴赫金看来，人是行为的主体，审美活动自然是人的审美行为。巴赫金诸多文学理论思想都突破了原来传统文学、语言学的框架，这与巴赫金尊重人的理性价值，与人的主体性特性密不可分，巴赫金认为：“任何思想如果不与我这唯一应分之人发生联系，都只能是消极的可能性。”[19]任何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都可归结为人类行为的产物，人将现实生活与艺术世界间的缝隙弥合，没有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就没有自愿的行为精神，就没有审美一说，没有艺术作品可言。
巴赫金的理论，同时引出了一个在当今文学界愈演愈烈的问题，那就是作者可以有意识地去听取并思考外部听众的需求和兴趣，但是如果这种倾向在创作活动中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那么此时“创造不可避免地会失去自己艺术的纯洁性并退化为低级的社会计划。”[20]使文学创作脱离了真正意义。从这个观点中不难感受到巴赫金对这一现象的忧虑。因为在他看来，文学创作者与文学研究者都应该警惕文学艺术对资本市场的过分迎合。他曾叹息“没有比以下行为更为荒谬的了：把语言创作的这个精致的社会结构，想象成与‘考虑书籍市场行情’的资产阶级出版家故意的、厚颜无耻的投机相类似的东西，并在描绘作品内在结构时采用类似‘询价和报价’的范畴。呜呼，许多‘社会学家’倾向于把诗人的社会服务于红火的出版商相提并论。”[21]
在后现代文化生产语境下的今天，文学创作不可避免地被市场认作商品生产，作者与市场的链接日渐紧密，成为文化生产产业链上的一环，出版商的市场决策与读者的审美倾向，都能对创作本身产生很大的影响。长此以往，本应被作者所重视、所承担的思想艺术责任也日益淡化。过分趋附于外部力量、缺乏精神内核的文学创作，终将会被资本所反噬。本雅明曾经就作者与市场的关系作过精彩的比喻：“他们像游手好闲之徒一样逛进市场，似乎只为四处瞧瞧，实际上却是想找一个买主。”[22]文学与市场，不可否认，是密不可分的。一旦失去市场，就意味着作品失去相当大一部分的流动和传播场所，作品所能发挥的影响力更弱。所以，虽然众多的作者想与市场保持距离，但其所拥有的特性对很多作者而言拥有巨大吸引力。
此外，现如今更是人人都能成为内容输出者的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自称作者，可以通过质量参差不齐的作品在市场中受到热烈欢迎。他们将读者的喜好、出版商制定的规则作为创作的第一要义，最终的消极作用其实是由读者买单。巴赫金所期待的，能接受历史淘洗的伟大文学作品，消失在浮躁的氛围中。因此可见，巴赫金早在近百年前就给文学界和作者敲响了警钟，作者肩负的保持文学作品自身的纯洁性的责任比任何时候都要来得紧迫。
四、结语
诚如赛义德所言：“没有任何一种系统或理论能够完全涵盖它所产生于或移植于其中的那一场合。并且最首要的是，批评意识即注意到理论所遭遇到的抗拒——那些与理论产生了冲突的具体体验和阐释所激发的反应。事实上，我甚至要说，批评家的任务就是要为理论提供抗拒，将它展开在历史事实、社会及人类需要与兴趣面前，强调那些来自于日常现实中的例证，这些例证远远不在或是正好超出了每一种理论必然事先设置并限定好的那一阐释范围。”最后，关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给我本人帮助最大的是让我在解读文本的时候构成了艺术思维的转变。在此引用巴赫金的一句话：“这种思维能够研究独白立场的艺术把握所无法企及的一些方面，首先是人的思考着的意识，和人们生活中的对话领域。”
参考文献：
[1]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刘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2]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M]，蒋子华、张萍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3]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刘涵之、马丹，关于“从小说本身抽象出理论来”的可能——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为中心[J]，俄罗斯文艺，2015(04):30-39
[5]宋大图，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立场[J]，外国文学评论，1987(01):41-48
[6]周启超，复调[J]，外国文学，2002(04):80-86
[7]贾奋然，试论巴赫金的对话艺术思维[J]，文学前沿(2)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8]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9]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0]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1]孙秀丽，巴赫金复调理论视阈下的作者与主人公关系[J]，学术交流，2008(2)
[12]钱中文，“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J]，文艺理论研究，1983(4)
[13]钱中文，巴赫金：交往、对话的哲学[J]，哲学研究，1998(1)
[14]张竹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孤独意识与对话艺术[J]，外国文学研究，2000(2)
[15]李衍柱，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现代意义[J]，文史哲，2001(2)
[16]赵桂莲著，漂泊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7]俞超、张素玫，复调小说主人公独立性问题试析[J]，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４期
[18]钱中文，反思与重构——谈谈近20年来我国中青年学者的俄罗斯文学研究[J]，俄罗斯文艺，2009(02):8-12
[19]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The Breakthrough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 polyphony ' Narrative Model to the Conceptualized Narrative Model
Abstract: Polyphony theory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critically points out the overlooked, creative uncertainty that was brought about by the wave of rationaliza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Enlightenment. It argues that the truly exemplary law of writing should not simply refer to some perceptible combinatorial structure external to the work itself, but to the creative, intrinsic spiritual resources possessed by the writing itself. In fact, the kind of spirituality that emerges from the eternally decent and creative behavior is the supreme achievement that writing can aspire to. Without invoking the limited assumptions of scientism and mysticism that demarcate boundaries in human experience, open and sincere writing itself contains a source of profound meaning in the vast expanse of the world.
Keywords: Polyphonic narrative, ConceptualIzed narrative, Idiot, Narrative theory
作者：杨佳嘉，苏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1] 王彤、王永祥，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音乐因素，艺术百家，2011(04):261-262
[2]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刘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29-30
[3]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刘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4] 钱中文，“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文艺理论研究，1983(04)。
[5]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刘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6]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刘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7]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冯增义、徐振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书信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253页。
[8]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9]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荣如德译:《白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657页。
[10]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荣如德译：《白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237页。
[11]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荣如德译：《白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394页。
[12]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荣如德译：《白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51页。
[13]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荣如德译：《白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452页。
[14]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荣如德译：《白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48页。
[15]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荣如德译：《白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432页。
[16]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荣如德译：《白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551页。
[17]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书信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91页。
[18] 孙秀丽，巴赫金复调理论视阈下的作者与主人公关系，学术交流，2008 (2)。
[19] [俄]巴赫金:《论行为哲学》,见《巴赫金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4 页。
[20] [俄]巴赫金:《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见《巴赫金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3 页。
[21] [俄]巴赫金:《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见《巴赫金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5 页。
[22] [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北京:三联书店,1989 年,第 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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